张老栓接过纸条，像捧着宝贝似的折好，塞进怀里的布兜。“周掌柜，我信您。上次我老婆子病了，急着用钱，您没要预约单，直接给我取了十两，这份情我记着。”

“都是老主顾，哪能让你着急。”周明轩笑了笑，把碎银倒进一个粗瓷碗里，“你这银子得熔成锭，开春取的时候，给你打个新的银锁，让你孙子戴。”

张老栓眼睛亮了，连连道谢，扛着空布袋子走了。门帘落下，周少庭皱着眉说：“爹，您这是何必？熔银要费工，还得找银匠，到头来也赚不了几个钱。张老栓那点钱，在新贵眼里根本不算什么。”

“在他眼里，是天。”周明轩把瓷碗里的碎银倒进抽屉，“他这辈子就靠修鞋吃饭，一枚铜钱一枚铜钱攒的，比城里新贵的百两银子金贵。民国十六年，你娘生你时难产，家里的钱不够请大夫，是张老栓把刚攒的五两银子送过来，说‘救人要紧’。那银子上还沾着鞋油味，我到现在都记得。”

周少庭愣了愣，他从没听过这事。他只知道父亲守着这老银号，不搞新花样，连城里流行的汇兑业务都不做，总说“远路的钱，不如眼前的人踏实”。

过了几天，天放晴了，顺城街上来往的人多了些。午后，一辆黑色的汽车停在银号门口，下来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人，是城里“同福洋行”的少东家，姓刘。他是周少庭的同学，这次来，是想劝周明轩把银号的业务扩大，引进西洋的记账法，再开几个分号。

“周伯父，现在都讲究现代化，您这银号还是老样子，怕是留不住客人。”刘少爷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个银质烟盒，“我爹说，下个月聚兴银号要在城东开分号，用的是德国的保险柜，还有洋人当顾问。”

周明轩给客人倒了杯茶，茶杯是粗瓷的，上面有个小小的“裕”字——这是当年银号开张时，父亲定制的，如今只剩这一套了。“刘少爷，我这银号小，装不下洋玩意儿。客人来我这存钱，不是图保险柜有多结实，是图我这个人。”

“可人心靠不住啊。”刘少爷笑了笑，“去年城南的‘泰丰银号’，掌柜的卷款跑了，多少人哭着喊着要说法。您这连个正规的账本都没有，就靠个木盒子记着，太冒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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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轩没反驳，打开那个木盒子，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李寡妇，存银十两，供女儿读书”。“这是李寡妇的钱。她男人是个镖师，十年前走镖时没了，留下她和女儿。她在巷口卖针线，每天赚几个铜板，攒够一两就来存。去年她女儿考上了女子学堂，学费不够，我提前把钱取给她，没要利息。”他顿了顿，又拿出一张纸条，“这是陈先生的，他是个教书先生，每年夏天都来存二十两，说要给乡下的母亲盖房子。前年他母亲去世，他来取钱，我多给了五两，让他给老人家买口好棺材。”

刘少爷看着那些纸条，上面的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却都透着股认真。他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带他来裕和昌存钱，周明轩总给她一块糖，说“孩子小，甜的东西能记一辈子”。那时的银号，柜台是老木的，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连空气都带着股甜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