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9月20日，柏林，无忧宫。

秋日的阳光带着一丝清冷，透过高大的拱形玻璃窗，在铺着巨大欧亚地图的红木书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地图上，代表德意志帝国及其控制区域的颜色已经覆盖了中欧和东欧的大片土地，触角甚至延伸至高加索和波罗的海沿岸。

然而，威廉二世皇帝的目光并未在这些已掌控的区域过多停留，而是越过了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投向了北美，也扫过了广袤而混乱、仍燃烧着零星战火的俄罗斯远东。

书房里安静得能听见壁炉中木炭轻微的噼啪声。林晓放下手中把玩的那枚帝国马克金币，抬起头，看向侍立在侧的汉斯·伯格少校。

“汉斯，”林晓开口，声音平稳却带着深思熟虑的穿透力，“你觉得，伦敦那位躲在渥太华寒冷办公室里、靠回忆和雪茄度日的前首相，还有巴黎那些逃到阿尔及尔、在地中海阳光下空谈‘自由’的所谓‘自由法国’分子，他们现在最害怕什么？”

汉斯·伯格少校略一思索，谨慎地回答道：“回陛下，依我看来，他们最害怕的，应该是被遗忘，害怕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在欧洲本土的人民会逐渐接受新的现实，适应新的秩序，他们的抵抗口号会失去听众，最终和那些旧时代的尘埃一样，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无人问津。”

“说得对，但还不够深刻。”林晓站起身，缓步走到窗边，双手背在身后，望着窗外在秋风中微微摇曳的橡树。

“他们更害怕的，是真相被系统地揭露，是他们赖以维系的光环被无情剥落，是他们统治合法性的根基被从根本上动摇。他们现在依靠的，是物理上的距离和过去残存的、正在快速褪色的威望，那么，我们就用声音，用文字，用影像，跨越海洋，去敲碎他们这层脆弱的外壳。”

他转过身，眼神锐利如鹰隼，直视着汉斯：“是时候发动一场针对所有流亡政府的、全面的、高强度的舆论战争了。”

“我们要让全世界，尤其是他们本国那些饱受战火摧残、渴望安定生活的人民看清楚，这些躲在万里之外安全角落里发号施令的人，不过是一群在关键时刻抛弃了祖国和人民的懦夫、失败者，他们的存在，除了给本国人民带来持续的动荡和外部干涉的借口，阻碍真正的和平与重建，毫无益处。”

汉斯立刻领会了皇帝的意图：“陛下是打算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日益扩大的广播网络和宣传机构，发动一场声波和纸面上的攻势？”

“不仅仅是广播和报纸，”林晓嘴角勾起一丝冷峻而自信的笑意，“传单、海报、电影新闻片、甚至私下流通的小册子……所有能用的媒介都要动员起来，形成一个立体的、无孔不入的宣传网络。戈培尔博士和他手下那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不是一直渴望一个更大的舞台来施展他们的‘抱负’吗？现在，我就给他们这个舞台。”

“我们要系统性地、持续地、反复地揭露这些流亡政府的无能、内部的腐败与分裂、以及他们与某些外国势力紧密勾结，试图将欧洲重新拖入战争泥潭的‘险恶用心’。”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精准地点在加拿大和北非的位置，具体指示道：“针对伦敦流亡政府，宣传重点要强调他们在战争中的一系列致命决策失误是如何导致大英帝国分崩离析的，以及他们现在如何完全依赖美国和加拿大的施舍才能维持门面。要给他们贴上‘寄人篱下的没落贵族’、‘仰人鼻息的流亡客’这样的标签。

“而对于那个所谓的‘自由法国’，则要全力淡化其‘自由’的华丽外衣，着力揭露其领导层中充斥着旧共和的遗老遗少和极端顽固的殖民主义者，指责他们为了个人权欲和虚幻的帝国旧梦，不惜将法兰西母亲拖入永无止境的内战深渊，阻碍在欧洲联盟框架下法德和解与法国真正复兴的历史进程。”

“陛下，如此猛烈的舆论攻势，可能会激起对方更强烈的反弹，甚至促使他们采取更极端的行动……”汉斯基于一贯的谨慎，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反弹？”林晓嗤笑一声，带着一种掌控全局的不屑，“他们还能做什么？隔着浩瀚的大西洋向我们发射诅咒的电波吗？或者派几个间谍来搞破坏？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反弹。当他们被戳到痛处，破防到气急败坏地跳起来反驳、辩解时，他们就已经落入了我们设定的战场，被迫在我们的节奏里跳舞。”

“汉斯，你要记住，舆论的高地，我们不主动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这不仅是为了打击那几个苟延残喘的流亡政权，更是为了巩固我们在欧洲大陆的统治根基，让那些内心还对他们抱有幻想、或者暗中期待他们卷土重来的人彻底死心。”

“同时，这也是做给华盛顿那些观望者看的，让他们清楚地知道，支持这些历史的残渣余孽，是徒劳无功且缺乏政治智慧的。”

1918年9月25日，柏林广播电台大厦，一号播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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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灯火通明，技术员在各就各位，神情专注。着名的帝国广播员，拥有着被宣传部长戈培尔盛赞为“德意志灵魂之声”的沃夫冈·里希特，正了正喉咙前昂贵的麦克风，调整了一下呼吸。

他面前摊开着由宣传部顶尖笔杆子精心撰写的广播稿。晚上八点整，面向全球的特别广播节目《欧洲之音》准时开始。

里希特那充满磁性、带着不容置疑权威语调的声音，通过电波，瞬间传向了四面八方：

“……今夜，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向那些远离欧洲大陆，却依然自称代表欧洲古老国家的所谓‘流亡政府’，那些自称代表不列颠、代表法兰西的先生们，此刻正舒适地坐在渥太华温暖的壁炉旁，或是沐浴在阿尔及尔和煦的地中海阳光下，享受着异国的庇护与款待。”

“却对着他们饱经战火、渴望和平与秩序的故土，隔空指手画脚，发出不负责任的叫嚣与空洞的威胁。”

“我们不禁要问：当伦敦的市民仍在废墟中艰难地寻找食物和栖身之所，当巴黎的工人在帝国无私的帮助下，日夜不息地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时，这些远在天边的‘流亡领袖’们，又为他们水深火热的人民做了什么实质性的贡献？除了不断乞求外国的武器和金钱，试图重新点燃那片他们亲手丢弃的土地上的战火，他们还能做什么？”

他的语调转为一种尖锐的讽刺：

“……让我们再仔细看看那个所谓的‘自由法国’吧！剥开它那件‘自由’的华丽外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它的领导层里，充斥着被历史车轮无情淘汰的保皇党遗老和顽固不化的殖民军官，他们怀念和渴望的是旧时代的特权与荣光，而非他们口中高喊的人民的自由。”

“他们口口声声为了法兰西，却将这个伟大国家的命运紧紧绑在海外殖民地的战车上，不惜让法兰西母亲继续流血，只为满足少数人的野心与虚荣。这真的是自由吗？不！这不过是少数人野心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最后，他的声音变得高昂而充满力量，如同宣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意志帝国暨欧洲联盟，始终致力于构建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新欧洲，我们向所有放下武器、拥抱理性与秩序的国家和人民伸出援手，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