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的初秋，苏州城的雨总带着股化不开的潮气。苏半城站在账房的窗前，看着檐角的水流串成珠线，打湿了青石板路上的车辙。案头的算盘三天没动过了，倒是那封来自上海的信，被他摩挲得边角发卷。

“东家，该喝药了。”老仆福伯端着青瓷碗进来，碗沿飘着苦艾的气息。苏半城接过碗，目光却没离开窗棂——街对面的“裕昌茶庄”换了新招牌，朱漆描金，透着股生人勿近的张扬。那曾是周明远的产业，如今归了姓黄的晋商。

“福伯，”他呷了口药，喉间发涩，“二十年前，周明远坐船去上海那天，也是这样的雨吧？”

福伯愣了愣，弯腰收拾着案上的账本：“可不是嘛。那天您追去码头，鞋都跑掉了一只，周先生在船舷上喊，说等他在上海站稳了，就接您去看洋人的火轮船。”

苏半城的指节在窗台上敲出轻响。二十年前的码头，水汽混着煤烟，周明远穿着月白长衫，手里攥着张泛黄的船票，船票边角印着艘摇橹的木船——那是他们俩凑了三个月的月钱，从票贩子手里抢来的“头等舱”凭证。

“半城，这票你收着。”当时周明远把船票塞进他怀里，掌心的汗洇透了纸角，“等我在上海打开门路，就用这票接你。记住，票根上的码头，是咱俩定的暗号。”

他后来把船票夹在《商路要诀》的夹层里，那本书被他翻得纸页发脆，唯独船票所在的那一页，平整得像刚裁好的宣纸。

三日前，上海来的脚夫送来了个桐木匣子。打开时，一股海腥气混着樟木的味道涌出来——里面是只褪色的牛皮袋，袋口系着根红绳，绳结是周明远独有的“万字结”。袋里没有银圆，没有书信，只有张对折的船票。

票面上的火轮船冒着黑烟，印着“太古洋行”四个黑字，日期是三日后的巳时，码头在上海十六铺。票根处用朱砂点了个小三角，那是二十年前他们约定的记号：急事相商。

“东家，周先生……”福伯欲言又止。去年冬天，从上海传来消息，说周明远在洋商的生意里栽了跟头，欠了巨额银两，被巡捕房拘了半月，出来后就没了音讯。有人说他跳了黄浦江，有人说他跟着南洋的船跑了。

苏半城把药碗放在案上，碗底与红木桌面碰撞，发出闷响。他走到书柜前，抽出那本《商路要诀》，指尖划过书脊的裂纹——那是周明远当年用毛笔杆敲出来的，说“做生意要知深浅，就像这书脊，得经得住敲打”。

翻开夹层，那张二十年前的旧船票躺在里面，边角已经发褐，却依旧能看清上面的木船图案。他把新船票覆在上面，两张票的票根恰好重合，朱砂三角像是从旧票上洇过去的。

“备车，去上海。”他合上书本，声音里带着股不容置疑的坚决。

福伯急了：“东家，您忘了去年黄老板的事？他去上海会旧友，结果被人绑了票，花了三千两才赎回来。周先生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