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声音仿佛经过了何雨柱家的窗户纸和薄木门板的特殊调校，穿透力极强，如同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前院阎埠贵精心打理的小小花圃，中院易中海家相对宽敞的正房，后院刘海中家以及许大茂那紧闭的房门，无一处能幸免，都被这声音的潮水所淹没。

许大茂，这个放电影的宣传员，惯于夜生活，时常需要睡个懒觉弥补昨晚的酒局或“亏空”。

可每当他刚刚陷入沉睡，那激昂的“同志们杀敌挂了花”或者密集如雨点的快板声，就像一把无形的锥子，直接钻透他家的窗户纸，狠狠扎进他的耳膜，搅得他神经衰弱，只能在床上痛苦地蜷缩，用枕头死死捂住脑袋，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找机会再坑“傻柱”一把。

一大爷易中海，院里的权威，习惯在午饭后静下心来看看报纸，抿一口小酒，琢磨一下院里的人情世故，平衡一下各家的力量。

可如今，那高亢的唱腔和社论声，让他一个字也看不进去，端起酒杯的手也总觉得不稳当。

那声音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盘旋在他耳边，驱之不散，让他心浮气躁，只能无奈地放下报纸，望着窗外中院那棵老槐树，徒叹奈何，感觉自己的权威正在被这无形的声浪一点点侵蚀。

最可怜的是秦淮茹。有时在屋里，望着熟睡的孩子，或是想到生活的艰辛、婆婆的刁难，悲从中来，想偷偷抹几滴眼泪，哀悼一下自己那仿佛望不到头的悲惨命运。

可就连这唯一属于她自己的一点悲伤空间，也被窗外无情闯入的喧嚣时刻剥夺、挤占。

那革命乐观主义的歌声、那逗人发笑的相声，像冰冷的嘲讽，时刻提醒着她那个对头男人的得意与张扬，对比着自己此刻的落魄与无助，让她的眼泪都变得苦涩而僵硬。

傍晚至深夜——插向心头的“胜利”旗帜

傍晚到何雨柱上床睡觉前，是这台上海牌收音机一天中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段。

何雨柱往往会在此时显露他作为厨子的本事，弄一两个拿手小菜——或许是一碟喷香的油炸花生米，或许是一碗浓油赤酱的红烧肉（如果他心情好且物资充裕的话），小心翼翼地斟上二两散装的白酒，然后就着收音机里播出的节目，吃得有滋有味，喝得满面红光。

当评书连播《林海雪原》开始时，他仿佛化身为剿匪英雄，随着情节发展时而紧张屏息，时而拍案叫绝，那“好！”“痛快！”的喝彩声混着收音机里单田芳先生沙哑而富有魅力的嗓音，在院子里格外清晰。

相声《夜行记》播放时，他更是笑得前仰后合，那洪亮的、毫不掩饰的笑声混着收音机里演员的捧逗和现场观众的哄笑，形成多声部的合唱，穿透夜幕，刺入邻里们的耳中。

而此时，院里其他人家的晚饭，往往吃得沉默而寡淡。何雨柱家飘出的诱人肉香（如果今天恰巧有的话），混合着收音机里热闹的喧嚣，形成一种残酷而鲜明的对比。

孩子们听着故事和笑话，眼巴巴地望着中院方向，嘴里无意识地嚼着寡淡的菜帮子，常常被心烦意乱的大人低声呵斥：“看什么看！吃你的饭！”大人们则食不知味，味同嚼蜡。

那声音不再仅仅是噪音，它像一把钝锯子，没有锋利的刃，却在反复拉扯着他们本就因生活重压而脆弱不堪的神经；又像是一根细针，精准地扎在他们敏感的自尊心上。

何雨柱，这个看似粗犷的汉子，实则深谙“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精髓。他从不直接指名道姓地骂街，那样显得他没水平，也容易授人以柄。

他就用这台代表着“先进文化生活”的收音机，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他去轧钢厂上班和偶尔深度睡眠的时间（即使睡觉，他有时也开着极小音量，当作催眠的背景音，美其名曰“听睡着了省电”），持续不断地制造着“合法”的、冠冕堂皇的噪音污染。

他知道院里所有人都烦，从管事的易中海到缩卵的许大茂，从算计的阎埠贵到咒骂的贾张氏，都恨得牙痒痒。他甚至能在脑海里清晰地勾勒出他们那副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的滑稽模样。

但那又怎样？

有本事你也去买一个啊？买个红灯牌、牡丹牌的，开得比我这上海牌还响啊？

买不起？舍不得那点电费？拉不下脸来学我？

那就忍着！乖乖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