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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后，许多城市陷入了停摆。

随后是一种更深的茫然。

学校不开课，工资迟迟不到账。那些从战场回来的年轻人不再谈论前线，他们的手有时还会发抖。家属领取补助时，不敢提死因，只说“牺牲在南方”。城市的医院人满为患，医生说更多人是因为精神问题来求医。

直到有人开始怀念过去。

一开始，人们只是随口提起；后来，这种话越来越多。市场上开始出现印着镰刀锤子的徽章，老歌被重新播放。年轻人穿着复古的军装拍照上传，配的文字是：“也许那时候更真实。”他们说的“那时候”，已经成了一种信仰的替代品。

政府试图阻止这种怀旧的浪潮。官方媒体强调“不能回头”“要面向未来”，但这话没有人信。连官员自己都开始引用苏联时期的名言。国家的象征已经变成空壳，人们开始自发地寻找新的方向。

很快，社会出现了新的分裂。有人把所有的罪都归咎于过去的领导层，尤其是大统领杰夫，认为他们毁了国家；也有人说，是人民太懦弱，太容易被欺骗。

街头的争论越来越多，有人举着老旗帜，有人喊着新口号，但他们都在同一个问题前停下——接下来该怎么办。

在叶卡捷琳堡，一位老教师在广播中说：“当我们把所有的仇恨都投向一个人时，我们也在逃避自己的责任。我们不仅是被统治的对象，我们也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这句话被迅速删除，但录音仍然被人保存下来，在地下论坛中流传。

人们开始反思。有人重新翻出旧的历史书，讨论苏联解体前的改革，也有人在社区组织读书会，谈论“国家”“劳动”“尊严”这些久违的词，更多的人谈论起东方那条浴火重生的红色巨龙。

它们不再是口号，而是对现实的疑问。

在莫斯科地铁站的墙上，有人用喷漆写下：

“我们不是失败者，我们只是忘了自己是谁。”

这句话在第二天被涂掉，但又在别的地方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