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每一项都触动了原有利益格局，《垦荒令》触及地方豪强圈占的土地；《整军令》让喝兵血的军官利益受损；《通商令》则让把持传统贸易路线的官商利益集团不满。

阻力很快出现。边境一支蒙古部落受其他势力挑唆，借口贸易不公，大举寇边，劫掠刚有起色的屯田点，形势危急。

多数官员主张紧闭关口，调兵征剿。姜淮却力排众议，认为大军征剿耗费巨大，且未必能根除，反而可能激化矛盾。

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只带数十名亲随，亲自前往蒙古部落营地谈判。

在刀枪环伺的蒙古包中，姜淮毫无惧色。他没有以天朝上官自居，而是以平等姿态，与部落首领分析利害：

“互市通商，贵部可得急需之茶布，我方可获良马皮毛，本是两利。

今若刀兵相见，商路断绝，贵部冬日何以御寒？何以换取粮食？岂非让背后挑唆者坐收渔利？”

他精准的语言，通过通译、对草原物产的了解以及不卑不亢的态度，竟说服了那位以勇悍著称的部落首领。

双方重新划定贸易规则，约定互不侵犯。姜淮甚至承诺，若该部能协助维护边境安宁，打击其他寇边者，可获得更多贸易优惠。

此消息传回，陕西官场震动。他们没想到，这位文官出身的布政使，竟有如此胆识与手腕。

一场可能的边患，被消弭于无形，还意外地获得了一支“盟友”力量。姜淮“恩威并施、以夷制夷”的策略初显成效。

经此一事，姜淮在陕西的威望初步建立。他得以更顺利地推行自己的政策：

他引入在户部时试验的“复式记账法”，整顿陕西藩库，使得账目清晰，大大减少了贪腐。

他借鉴“火耗归公”的经验，在陕西尝试将部分非正式征收，如“脚价银”、“鼠耗米”，规范化、透明化，减轻百姓负担。

他大力兴修水利，推广耐旱作物，将江南先进的农业技术引入陕北。

数年下来，陕西面貌悄然改变：流民渐次归田，边关烽火稍息，府库虽未充盈，却也逐渐摆脱了入不敷出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