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断了朝堂官员的“私财”。

以往南方官商总会给朝中大臣送些“孝敬”，如今干脆一刀切，把本该流入私人腰包的银子全归了太仓银。

他们算准了，朝堂上不少官员都靠这“孝敬”过活，断了这笔钱，朝中定会有人先慌，到时候看朝廷还怎么一心对付南方。

这么一番操作，崇祯十七年里，国库从未超过三百万两白银，如今仅仅是南方六省，居然已经到了四百二十万两银值，朝廷大员们都要哭了。

就这么着，南方官商一边抱团，一边用软办法跟朝廷耗着，局势僵在了那里。

还别说，南方官商这一套应对法子，还真见了效——

朝堂这边左看右看，竟没找到动手的理由。

毕竟南方该交的盐税、商税、土地税，连市舶司的关税、各地的贡品，全都是按上限交的，一分不少，漕粮也照样由漕运送进京，半点没耽误。

至于湖广因流寇作乱粮食减产的事，南方豪商根本没当回事——

他们早有门路，直接从吕宋进口粮食。

那粮食价格便宜得离谱，比自己种还要划算，运回来不仅够自家消耗，还能补足漕粮的份额，半点没受影响。

就这么一耗，竟安稳延续到了乾德二年，南方与朝廷倒也相安无事。

后来南方豪商私下里算账，越算越惊喜：

不仅没因为跟朝廷僵持而亏本，反而借着吕宋便宜的进口粮，省下了不少田租和种植成本，最后竟还略有小赚。

这下他们更有底气了，只觉得这“软抵抗”的日子，还能再撑些时候。

南方官商见跟朝廷僵了这么久，不仅没招来兵祸，反而还赚了些银子，越发笃定了心思，连西洋人说的“如今这位皇帝已昏庸”的论调，也都暗暗认了——

在他们看来，只要太仓收支能平衡，贡品按时送到京里，这位皇帝就不会动权杖，只会默认南方维持现状，哪还有半分整顿朝局的锐气。

京城这边，骆思恭的心思也变了。

他如今早跟朝堂官员拧成了一股绳，理由再实在不过：

一来，他本就是股东之一，与朝堂大股东有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