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第一年，不列颠王国通过法案，正式允许贵族以总督身份开拓海外殖民地。

很快，他们将目光投向印度西海岸——

通过一笔交易，从坎德什王国手中获得了吉拉特海湾的苏拉特港。

当时的莫卧儿皇帝沙贾汉虽对此颇有微词，但在不列颠人许诺“最惠国待遇”后，最终勉为其难同意将苏拉特定为租借地。

不列颠人迅速将苏拉特打造成区域贸易中心，敞开港口允许其他欧洲国家设立贸易点。

消息传开后，荷兰人与丹麦人接踵而至，在港口建起仓库与商栈；

西班牙人将这里作为跨洋贸易的转口站，美洲的白银与东方的香料在此周转；

高卢人则从北非出发，把苏拉特当作进入南亚的跳板；

唯有曾试图争夺总督权限的葡萄牙人，被不列颠人强硬驱逐，英葡之间的矛盾自此愈演愈烈。

作为自由贸易港，苏拉特的成功显而易见：

不列颠人不仅从租借中获得稳定收入，更通过互通有无的贸易赚得盆满钵满——

东方的丝绸、茶叶、棉布经此运往欧洲，欧洲的工业品与火器则由此流入印度内陆。

港口内商船云集，不同肤色的商人操着混杂的语言讨价还价，仓库里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繁荣的景象让谁也想不到，一场来自内陆的活僵浩劫，正悄然向这座“黄金港口”逼近。

其实十七世纪初，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前，不列颠便已率先组建起股份制的东印度公司，其股东涵盖王室、贵族与富豪，通过资本联合的方式集中力量开拓海外。

这意味着，朱有建眼中大明股份制公司的“先进性”，在西方并非特例——

他们早已用这种模式运作数百年，无论是美洲的种植园开发还是非洲的资源掠夺，背后都有股份公司共同承担风险、分享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