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到现在，朝廷终于后知后觉，觉得山西的局势是因为没有一个人来统一指挥，所以就愈来愈糜烂，于是让总督张宗衡统一指挥山西官军。

山西这块土地在前些年气候比陕西条件好一些。

稍微条件好一些就代表着苛捐杂税多，到了崇祯年间，跟着从山西北方开始，这气候也逐渐不行了。

加上黄河沿岸的赋税摊派又多又密，为了考成达标，所有的官吏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到了崇祯年间，张居正的改革事实上已经成了压死大明农民的催命符了。

一条鞭法要求农民们不再交粮食，折成白银方便交税。

张居正改革的初衷是为了继续维护朱家统治，肯定不会故意来搞百姓弄着玩，也是想到看到交粮食会被淋尖踢斛。

但是他们想不到或者不愿意想的是，粮商们会从源头宰一刀，农民损失比小吏淋尖踢斛十次还多。

偏偏有白银的都是些商人才拥有，他们压低收购价，百姓就算丰收了卖掉粮食，也只能勉强够裹腹。

至于考成法，那更是纯属恶政中的恶政，将官员的一切要求和晋升空间浓缩为征税。

根本不需要你爱民，你再爱民征不到税也是扯淡的。

同理只要你能收上税，就算你在地方敲骨吸髓也没人说你，哪怕搞出了农民起义拍拍屁股走人就行。

下一个地方官为了调离这里，继续横征暴敛。

他们一任官只当三年，善政看不出成效，朝廷也不会因为这事升你官。

但是横征暴敛能收很多银子，满足了朝廷也满足了自己。

进入崇祯年间，朝廷虽然算了山西百姓按田亩只需要交二十二万两白银的税款，但老百姓实际交上去早已超过百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