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到开德府，陈太初听完陈安的禀报，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脸上无喜无悲，仿佛早已料到如此。他深知赵宋皇室对待士大夫的“宽仁”传统，也明白旧党势力在朝中的根基之深。秦桧能全身而退，与其说是他的幸运，不如说是旧有秩序强大惯性和自我保护能力的体现。

然而，远在汴梁的何栗，却没有这般淡定。在给陈太初的私人信函中，这位力求革新的宰相，字里行间充满了愤懑与无奈：

“……元晦兄台鉴：秦桧之事，竟如此了结，实令人齿冷！其罪证斑斑，岂是‘查无实据’四字可掩？如此处置，纲纪何存？法度何在？朝中诸公，竟无一人敢执言力争！可见积弊之深，阻力之大！每思及此，栗未尝不扼腕叹息，深感独木难支。新政每推进一步，皆如逆水行舟，暗礁重重。望兄在濮阳，亦早作筹谋……”

陈太初读完信，轻轻将信纸折好，放入一个专用的匣中。何栗的牢骚，他理解，但这正是改革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扫清几个贪官容易，想要撼动滋生贪官的土壤和规则，却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坚韧的耐心、以及……更强大的实力和更恰当的时机。

海上的威胁，朝中的暗流，财政的压力……

这一切，都如同浓重的迷雾，笼罩在前路。

但陈太初的目光，却似乎穿透了这重重迷雾，

落在了更远的地方。

他知道，真正的较量，

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