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比任何忠心的表白都更具说服力，实实在在地巩固着皇帝对开海国策的信心，以及对陈恪本人毋庸置疑的信任与支持。

有了这笔“分红”，嘉靖帝在西苑精舍中顶住朝中顽固势力对上海港非议的腰杆，便会更硬，态度便会更坚决。

而剩下的一半，留于上海府库，则让陈恪拥有了近乎无限的腾挪空间。

养兵、造船、研造火器、兴修水利、补贴工坊、延揽人才……一切需要真金白银投入的宏大计划，都有了坚实的底气。

他无需再像创业初期那般绞尽脑汁地“空手套白狼”，可以更从容、更长远地规划这座城市的未来。

财富的聚集，带来的是人气的飙升。

上海浦的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已在悄然间逼近甚至超越了传统的江南巨邑金陵与杭州。

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充满活力的商业模式吸引着四方来客：这里规矩相对清晰，机会肉眼可见，只要有能力、肯吃苦，便能挣到实实在在的银子。

然而，有光之处，必有影随。

任何时代都难以杜绝的黑幕与特权，在这片热土上同样悄然滋生。

陈恪设立的“官营交易总署”，本意是平抑市价、保护中小商户，但其本身拥有巨大的吞吐量和定价话语权，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信息与资本优势。

尽管陈恪与常乐严于律己，绝不主动利用内幕消息牟取私利，但他们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们永远处于信息洪流的最中心。

哪些货物紧俏，哪些航线利润丰厚，哪些政策即将调整……这些信息，在他们眼中几乎是透明的。

而麻烦在于，他们无法完全隔绝这种信息的扩散，尤其是面对那些早已将触角深入上海、且与陈恪利益捆绑日益紧密的勋贵集团。

英国公、魏国公、临淮侯……这些顶级勋贵，早已通过常乐之手，将巨额的“私房钱”投入上海的各类产业中。

常乐以其过人的商业天赋和绝对的信誉，将这些资金打理得井井有条，回报之丰厚，远超他们过去依靠田庄、铺面所得的微薄收益。

“钱生钱”的魔力，在这些勋贵圈子里已不再是秘密，而是令人眼热心跳的现实。

于是，越来越多的勋贵，乃至部分与陈恪交好的文官家眷，开始想方设法地携重金前来，婉转地表达“请伯爷夫人代为指点”、“沾沾上海财气”的意愿。

对此，陈恪心知肚明，且早有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