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粮本和工业券，还有布票、油票、肉票、糖票等各种票证。

布票是按人头发放的，每人一年就那么几尺，要是家里有孩子要做新衣服，

就得把布票省着用，有时候还得跟邻居互相调剂。

要是谁家能凭着工业券，扯块灯芯绒布做件新衣裳， 那绝对是件值得炫耀的事儿 ——

穿上新衣裳的人，会在院里转来转去， 接受邻居们羡慕的目光，

这种 “显摆” 能持续好几天。

家家户户的日子依旧离不开粮本。

每到该买面的时候，居民们就攥着粮本，早早地在粮站门口排起长队。

队伍里，大家一边聊着家常，一边时不时地往前张望，生怕轮到自己的时候粮食不够了。

那时候，玉米面掺着红薯干是餐桌上的常客，

能吃上一顿纯白面馒头，都算是改善生活了。

油票和肉票更是紧张，尤其是肉票，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会攥着肉票，

早早地去副食店排队，希望能买到一块肥点的肉，给家人包顿饺子。

这个年代，没有票证，就算有钱也很难买到东西，票证就像是生活的 “通行证”，

承载着人们对基本生活物资的期待。

不过，从 1975 年开始，随着生产的逐渐恢复，部分物资的供应有所好转，

票证的 “紧俏” 程度比 1973 年、1974 年的时候稍微缓解了一些，

比如有些地方偶尔会出现不用票就能买到少量蔬菜的情况，

但总体来说， 票证依旧是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76 年，对四九城的老少爷们儿来说，那真是个刻在骨子里的年月。

这一年里，胡同里的事儿就跟走马灯似的，一会儿让人揪着心，一会儿又让人笑出泪来。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 3 时 42 分，睡梦中的北京人猛地被一阵剧烈的摇晃甩醒。

南锣鼓巷的老宅木梁 “咯吱咯吱” 响得邪乎，院墙上的裂缝跟长了腿似的，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外窜。

起初是死寂般的安静，静得能听见自个儿的心跳声。

紧接着，呼喊声、孩子的哭闹声一下子就炸了锅。

手电筒的光柱在胡同里慌乱地晃来晃去，有人裹着床单就撒丫子冲出家门，

蹲在院子的空地上，浑身跟筛糠似的瑟瑟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