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藏玉:神农识参记》下卷

第七回 金元医家拓新境 七情配伍显精微

金元四大家崛起,对沙参的应用更趋精深。李东垣倡“脾胃为后天之本”,认为“肺燥多由脾虚不能生津上输”,故用沙参时常配伍白术、山药(健脾益气),使“土能生金”,润燥而不伤脾。其弟子罗天益曾治一老妇,久咳不止,伴食少腹胀,用南沙参三钱、白术五钱、炙甘草二钱,服十剂后,咳减食增,叹曰:“沙参得白术,如泉得源,润而不滞,此‘相使’之妙也。”

朱丹溪专擅滋阴,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将北沙参用于阴虚火旺之证。有富家子纵欲过度,出现干咳、盗汗、遗精(肺肾阴虚),丹溪处以北沙参、知母、黄柏(滋阴降火),并嘱“忌辛辣、远房帏”。月余后,诸症皆消。其《格致余论》记:“沙参补肺阴,知母清肾火,金水相滋,则虚火自降,此非独治肺,乃肺肾同治也。”

明代李时珍遍历山川,在《本草纲目》中补全沙参图谱,详记南北沙参形态差异:“北沙参根如笔管,色白,味甘苦;南沙参根如胡萝卜,色黄,味甘淡。”并收录民间验方:“治小儿口疮(心脾积热,上熏于口),取鲜沙参捣汁,调蜂蜜涂之,三日即愈。”——此用法源于“肺开窍于鼻,喉为肺之门户”,借沙参清肺热而润黏膜,体现“上病下取”的巧思。

清代《本草从新》作者吴仪洛,结合临床经验,强调沙参“反藜芦”(七情中的“相反”):“沙参甘凉补阴,藜芦苦寒催吐,二者相背,同用则伤肺气,切记避之。”这一警示,源于民间医案:有庸医误将沙参与藜芦同用,导致患者呕吐不止,气阴大伤,后经“人参、麦冬”救补方得愈,此为“相反”之戒,至今仍载于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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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回 古今同证藏真意 参香永续润苍生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然沙参的应用未曾中断。河北安国“药王庙”旁的老字号“百草堂”,掌柜张锡纯善用北沙参治“劳嗽”(肺结核),其《医学衷中参西录》记一案:“一青年,咳血三年,午后低热,用北沙参四两,配三七粉三钱(止血)、川贝母五钱(化痰),煎汤代茶,月余血止,半年咳愈。”并注:“沙参用量需足,少则力微,多则能托邪外出,兼补正气。”

新中国成立后,沙参的研究步入新阶段。1972年,中科院药物研究所从北沙参中分离出“欧前胡素”“补骨脂素”等成分,证实其“抑制气道炎症、促进黏液分泌”的作用,为“润肺止咳”提供现代科学依据;1985年,山东中医药大学发现南沙参多糖能增强免疫细胞活性,印证“补中益肺气”的传统功效。

如今,沙参的种植已实现标准化:北沙参主产于山东莱阳、河北安国,遵循“忌连作(防土传病害)、喜沙质土(仿原生环境)”的古法,辅以滴灌技术调节湿度;南沙参主产于安徽、江苏,采用“林下套种”模式,利用树荫模拟自然遮阴,品质更优。其炮制工艺也与时俱进,如“蜜炙沙参”(蜂蜜炒至微黄),借蜂蜜甘温之性,减其凉性,增其润肺之力,更适用于“肺虚久咳”。

在药膳领域,沙参的应用更趋多元:春用南沙参配春笋,清润助生发;夏用沙参炖老鸭,解暑补津液;秋用北沙参煮雪梨,润燥防秋燥;冬用沙参炖羊肉,滋阴不生火——四季搭配,皆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理。

2015年,“莱阳北沙参”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其种植技艺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2023年,《中国药典》明确南北沙参的质量标准,北沙参含“欧前胡素不得少于0.10%”,南沙参含“多糖不得少于2.0%”,使传统道地性有了量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