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医院，还是那套熟得不能再熟的流程。护士还是那位瘦瘦高高、扎丸子头的姑娘，她抬头冲我点了个下巴，连句多余的寒暄都省了；医生也还是那位鬓角花白、讲话永远慢半拍的老先生，他低头翻我的病历，钢笔在纸上沙沙地走，像在给旧琴键调音。

我越来越脱敏了——针头扎进皮肤时，连睫毛都不颤一下。可身体没反应，不代表心里不起浪。那股子古怪的、像被蚂蚁啃噬的紧张感还是会顺着血管往上爬，爬到喉咙口，让我忍不住咽口水。这是我克服不了的，像一道顽固的裂缝，表面被时间抹平，底下却悄悄渗水。

小家伙非要跟进来。他踮着脚扒着门框，像只刚长出乳牙的小兽，黑眼睛湿漉漉地盯着我：“坏人叔叔，一个人打针怕怕，有人看着就不会哭出来了。”

我哭笑不得，只能把他捞进怀里，让他坐在输液室角落的塑料凳上。他两条小短腿悬空晃啊晃，手里攥着一颗不知道从哪儿摸出来的草莓糖，糖纸剥得窸窸窣窣响。护士消毒、扎针、推送注射器，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小家伙就睁圆了眼睛，嘴里“哇——”得拖长音，像看了一场魔术。

“疼吗？”他凑过来，用糖纸的边缘轻轻碰我按棉签的地方。

“不疼。”我说。

“那叔叔为什么皱眉？”

“因为我在想事情。”

“想事情也会皱眉吗？”

“会的。”

他便不问了，把草莓糖递到我嘴边：“那吃糖，吃糖就不皱眉。”

糖是热的，是甜的，带着一点廉价的香精味，却奇异地压住了喉咙口那股蚂蚁啃噬的错觉。我看着他，忽然明白为什么在他身上找不到半点吴雨桐的影子。吴雨桐是冷的，像一块被雪埋住的铁；小家伙却是暖的，像刚出炉的面包，热气腾腾地往人怀里钻。我对他的父亲愈发好奇起来——得是怎样的人，才能和吴雨桐一起，造出这样一团软乎乎的光？

回去的路上，小家伙的精力像漏气的气球，一点点瘪下去。他靠在我臂弯里，脑袋一点一点的，像只犯困的小鸡仔。车窗外的路灯一盏盏掠过，在他睫毛上投下细碎的金粉。

“坏人叔叔，”他声音黏糊糊的，“为什么你打针，要来这~~~~~~么远的地方？杉宝打针都没有来这~~~~~~么远的地方。”

“因为需要我帮助的人在这里住院。”我尽量让语气听起来轻松。

“那叔叔为什么不去看望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