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Spotify全球巡演、虚拟周边销售及社交媒体广告分成，七名成员人均收入突破1200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其收入的63%来自欧美市场，印证了K-pop文化输出的成功。

音乐领域的代表人物泰勒·斯威夫特和碧昂丝则通过巡演、流媒体分成及品牌合作赚得盆满钵满。

斯威夫特的“Reputation”巡回演唱会收入超过3.45亿美元，而碧昂丝与丈夫Jay-Z的“On the Run II”巡演同样吸金无数。

此外，社交媒体平台的崛起为明星开辟了新的收入渠道。

凯莉·詹娜凭借美妆品牌Kylie Cosmetics及Instagram营销，以1.665亿美元成为榜单上最年轻的亿万富翁，印证了“粉丝经济”的爆炸性增长，首次超越姐姐金卡戴珊， 成为社交媒体新一代女网红“金矿”。

这种“影响力变现”模式被《华尔街日报》称为“21世纪明星经济的革命。”

对于明星收入的爆炸式增长，全球媒体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度。

支持者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福布斯》评论指出：“明星收入反映了其创造的价值，他们不仅是表演者，更是品牌、企业家，甚至文化符号。”

例如，梅西和C罗的巨额收入与其对足球运动的全球推广密不可分，而他们的商业代言（如耐克、阿迪达斯）进一步放大这种影响力。

然而，批评者则担忧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

《卫报》撰文质问：“当一名球星单场收入超过一名教师一生的薪水时，我们是否该反思价值观的扭曲？”

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明星的奢侈生活与普通民众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引发关于“娱乐至死”与“社会公平”的激烈辩论。

此外，媒体也关注到收入结构的风险性，《华尔街日报》分析称：“过度依赖单一收入来源（如巡演或代言）的明星，在遭遇危机时可能面临财务崩塌。”

相比之下，像乔治·克鲁尼这样通过实业投资分散风险的策略，更被视作长远之计。

明星不再局限于本业，而是通过投资、创业或IP运营拓展商业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