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五个字，像五根烧红的铁钉，猝不及防地、精准无比地钉进了林薇的耳膜。

空气似乎凝滞了。电视里老生的唱腔陡然拔高，尖利得刺耳。母亲喝水的吞咽声咕咚作响。

林薇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额头上还没擦掉的汗珠变得冰凉。她看着父亲那张因不满而扭曲的、理直气壮的脸，又看向母亲漠然的侧影。胸腔里那颗东西，先是猛地一缩，疼得尖锐，随即竟古怪地麻木了，像被瞬间冻僵。

她忽然想起了弟弟林强。想起上次他来，大概是半年前，放下两箱牛奶，坐了不到十分钟，接了个电话就匆匆走了。父亲当时也抱怨了牛奶牌子不对味，弟弟只是笑嘻嘻地拍拍父亲肩膀：“有的喝就不错啦，挑三拣四。”然后毫无负担地离开了。弟媳更是常年神隐，只在过年时露面一小时，礼物精美而疏远。

为什么他们不来？

这个念头第一次如此清晰、如此冰冷地砸进她的脑海，不再是以往那种带着怨气的揣测，而是一个接近真相的、残酷的答案。

她没说话。也没有像过去无数次那样，试图解释、辩白，或者挤出笑容承诺“下次注意”。她只是沉默地走上前，开始收拾碗筷。

动作机械，指尖碰到油腻的碗壁，一阵反胃。陶瓷碰撞的声音在死寂的客厅里显得格外惊心。父母看着她，似乎有些意外于这沉默，但谁也没有再开口。父亲重新把注意力投向电视机，母亲则开始摸索着找她的老花镜。

收拾停当，把保温桶和饭盒重新装回袋子里，林薇低声说：“爸，妈，我走了。”

“嗯。”母亲从鼻子里应了一声。父亲挥了挥手，像驱赶一只碍眼的飞虫。

她拧开门把手，跨出去，再轻轻带上。厚重的铁门“咔哒”一声合拢，将屋里那片令人窒息的沉闷与评价彻底隔绝在身后。

楼道里阴凉一些，但空气污浊。她一步一步往下走，脚步声在空荡的楼梯间回响。

走出单元门，灼热的阳光轰地一下再次包裹了她，像一头蛰伏的猛兽。她眯起眼，站在那儿，有几秒钟的完全茫然。巷子里那个摇蒲扇的老人已经不见了，只剩空凳。世界暴露在白花花的炙烤下，无比清晰，又无比虚幻。

手里的保温袋似乎比来时更沉，坠得她胳膊生疼。那里面，曾经装满热腾腾心意的容器，现在只剩下油腻的空荡和两句冰冷的指责。

“煮得太干了。”

“想噎死我吗？”

它们在她脑子里循环播放，声音越来越大，逐渐压过了街上的车流噪音。她开始往前走，脚步有些虚浮，深一脚浅一脚，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或是醉汉。

她想起小时候，弟弟碗里永远比她的多一个荷包蛋，理由是“男孩要长身体”。她若看一眼，母亲就会说：“丫头片子吃那么多有什么用？”

她想起高考那年，她发烧，父亲说：“就你事多，娇气！考不上赶紧进厂打工。”

她想起第一次领工资，给家里买了台新电视，父亲研究了半天遥控器，最后说：“又乱花钱，肯定是被促销员骗了，这牌子没见过。”

她想起无数次，她兴冲冲地分享快乐，得到的是一盆冷水；她小心翼翼地倾诉烦恼，换来的是“就你脆弱”、“别人怎么都没事”；她付出十分，被视作理所当然；若有半分疏漏，便是万劫不复的错处。